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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历史性转型的关键5年
2011-05-25 00:00   院团委   (点击:)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十二五”规划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这是当前和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改革发展面临的重大历史选择。迟福林教授的《中国:历史转型的“十二五”》一书,从历史分析的视角对“十二五”改革发展的重大问题做了较为深入、独特的研究。据我所知,过去的一年中,迟教授在多种场合阐述了“十二五”改革发展的基本思路、重点任务和关键环节。本书是作者在 2010年的讲稿和论文的基础上编写的,反映了作者对“十二五”实现我国历史转型的系统思考,也是作者在提出并倡导“第二次转型”和“第二次改革”的基础上,专门讨论“十二五”改革发展问题的力作,书中的诸多观点给人很大的启发。

  强调“十二五”是二次转型与改革的关键5年。作者判断“十二五”是结构调整的关键5年,是改革攻坚的关键 5年,是社会转型的关键 5年,是政府转型的关键5年。这5年的历史转型,对后10年、20年的公平与可持续科学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客观来看,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实现由生存型阶段向发展型阶段的历史性提升,由此,开始从私人产品短缺时代走向公共产品短缺时代,这是一个历史进步,意味着发展型需求取代生存型需求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进而必然引发经济结构的深刻变化,由投资主导转向消费主导、由工业主导转向服务业主导、由物质资本主导转向人力资本主导成为客观趋势。从社会发展阶段和需求结构变化的角度入手,深入探究“十二五”改革发展的历史起点,这是作者研究视角的重要创新。

  “十二五”要实现发展方式的历史性转变。发展方式转变的内涵十分丰富,作者重点提出了“从国富优先到民富优先”的转变。作者认为,过去30年以做大经济总量为重点的增长模式,其发展导向上带有国富优先的突出特征。国富优先在集中力量办大事、扩大经济总量、反贫困等方面都起到了历史性作用。随着我国由私人产品短缺走向公共产品短缺,发展型需求成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在这个特定背景下,国富优先不仅难以释放发展型消费需求,还会延缓经济结构调整,加剧生产过剩的矛盾。从变化了的内外发展环境出发,实现发展方式由国富优先向民富优先的历史转变,是我国二次转型与改革的重点所在。作者强调,民富优先的改革是释放社会总需求的现实选择,是扭转收入分配差距的现实需求,是实现公平发展、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途径。更为重要的是,面对当前我国经济社会有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提出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民富优先破解中等收入陷阱,具有独到见解。

  “十二五”要破解的现实难题。作者提出:“十二五”需要尽快形成“以消费为主导、城市化为载体、低碳为基本要求、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突破”的新格局。在我看来,这是作者所描绘的“十二五”改革发展路线图。

  第一,走向消费大国是“十二五”的历史趋势。“十二五”能不能初步形成走向消费大国的历史趋势,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至关重要。这是因为:消费主导侧重于关注人的实际需求,更能够体现以人为本;消费主导强调全体社会成员,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消费主导强调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使经济持续增长建立在可靠的内需基础之上。为此,“十二五”适应消费主导时代的客观趋势,深化以扩大国内消费为总体要求的改革,将为建设消费大国奠定重要的制度基础。

  第二,城市化主导是“十二五”的历史突破。进入发展型新阶段,一个突出的特征是城市化进入“快车道”。城市化是个大战略,就在于以城市化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投资需求有着巨大的潜力。未来5―10年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将依赖于城市化的实际进程。为此,要努力实现城市化发展的历史性突破,初步形成城市化主导的基本格局。

  第三,低碳经济发展是“十二五”的历史要求。对我国而言,低碳经济不仅是挑战,更是一次机遇;不仅是节能减排、技术创新,更是破解结构性矛盾的关键;不仅是一场环境革命,更是一场深刻的生活方式革命和一场重大的制度革命。在生存型阶段,人们可能把冒黑烟的高耸烟筒看做经济发展的标志;而在发展型新阶段,低碳工作、低碳生活,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基本要求。适应低碳经济发展的新要求,创新体制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紧迫任务。

  第四,初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十二五”的历史任务。从发展方式转变的现实需求看,建立一个惠及13亿人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对提振消费预期,实现由生产大国向消费大国的历史性转变具有全局意义。为此,作者建议把“初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十二五”规划的约束性目标。我认为,中央关于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中提出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执政理念的重大发展,从实际情况出发,“十二五”时期如能初步扭转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存在的逆向转移倾向就是历史性进步了。

  “十二五”时期的突出矛盾焦点。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书中提出,社会问题在“十二五”如不能得到有效缓解,不仅有可能影响到社会稳定,还有可能进一步加剧投资消费失衡的矛盾,增加经济领域的危机因素,增大解决问题的难度。“十二五”应把社会体制改革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加大改革力度。而“现在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社会风险同农民工问题间接或直接相关”。为此,作者专门就农民工市民化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见解,提出了“‘十二五’:让农民工成为历史”的命题。应当说,过去的30年,农民工这个“特殊群体”为工业化、城市化做出了历史性巨大贡献,但却难以公平分享改革发展成果。“十二五”期间,无论是城市化还是城乡一体化,都绕不过“农民工”这个坎。“让农民工成为历史”,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既是“十二五”推进城市化进程的重头戏,也是“十二五”推进城乡一体化的突破口。我很早就提出过“农民工一词应当成为研究中国经济史的用语”,自然十分赞同“让农民工成为历史”的命题。但我认为“十二五”时期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将相当艰难,真正能起步就是伟大成就,但愿到2020年全面实现小康之时,我国不再有农民工群体存在。

  “十二五”实现发展方式转型的关键在于政府转型。政府转型是作者长期关注和研究的重点领域。在本书中,作者强调“十二五”时期的政府转型决定改革发展成败,认为虽然以政府转型为重点的行政体制改革有一定进展,尤其是在改善民生方面有重要进展,但政府转型尚未真正到位。下一步,是以公共服务为中心推动政府转型,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政府转型?基本理念不转变,现行财政体制、干部考核机制,以及由此衍生的政府自身利益倾向都将难以改变。作者提出,我国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挑战不是经济社会本身,而是政府转型与政府决策。新阶段发展方式转变对政府转型的依赖性全面增强。没有政府转型的突破,改革就难以深化,发展方式就难以转变。为此,要确保政府能够准确扮演经济性公共服务、社会性公共服务和制度性公共服务的三大角色,为“十二五”改革发展创造必要的前提。

  我完全同意政府职能转变是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这一判断。现在有一种倾向,提到转型需要解决的诸多问题,首先想到的是完善行政指标体系,搞政府官员责任制,突出一把手的作用。我认为,如何更好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改变地方政府之间的GDP竞争,杜绝政府与市场界限不清造成的大量权钱交易腐败行为可能更为重要。

  作者是我的老朋友,开卷细读,仿佛他就在对面侃侃而谈,又言之有据,神采飞扬,又饱含忧国忧民之情。故向关注、关心、支持我国改革事业的朋友推荐《中国:历史转型的“十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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