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的领导核心

一、教学要求和目的

通过本章学习，认识中国共产党,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和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明确中国共产党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充分认识按照“三个代表”要求，以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重点，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的现实途径和重大意义。

二、教学重点与难点

教学重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加强党的建设、改进党的领导。

教学难点：中国共产党怎样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新时期党的先进性建设。

三、教学手段与方法：多媒体、讲授与讨论

教学时数： 4学时

四、教学内容：

 

关于党的建设，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党的建设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党的学说；二是党的领导；三是党的自身建设。狭义的党的建设则特指党的自身建设。

我们前面讲的是广义的党的建设。现在讲的是狭义的党的建设，即党的自身建设。

第一节、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保证

      一、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与宗旨

1、党的性质是“三个先锋队”与“三个代表”

（1）三个先锋队

一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代表先进阶级）

二是中国人民先锋队（代表全国各族人民）

三是中华民族先锋队（代表一切华人与华侨）

（2）三个代表

一是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二是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三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2、党的唯一宗旨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这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

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和人民的选择

     主要搞清为什么？

    1、从历史上看，党的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2、从理论上看，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成功的关键。

首先，党的领导是现代化建设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保证，把握方向；

其次，党的领导是现代化建设找到一条正确道路前进的保证，找准道路；

再次，党的领导是现代化建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保证，凝聚人心。

又次，党的领导是应付复杂国际环境挑战的需要，运筹帷幄。

    三、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

（一）改善党的领导的必要性

一是世情变化。概括来说是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社会信息化。

二是国情变化。

从封闭对对外开放的变化；从人治到法治的变化；从政治挂帅到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变化；从短缺经济到富裕的变化。

三是党情变化。主要是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变化。

1、革命时期毛泽东执政党建设思想的萌发

早在抗日战争后期，毛泽东就产生了执政党建设的卓著思想，在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都提出了许多新的思想。主要表现为两个阶段

（1）、延安时期：

在延安时就有执政党意识了，当时离执政还有相当长的时间。

一是印发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

当年，1944年，正在领导延安整风的毛泽东，在延安看到历史学家郭沫若发表于重庆报纸上的长篇论文《甲申三百年祭》，十分重视，立即指示印发全党，作为延安整风的学习材料。毛泽东想到了什么呢？他想到了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也是从黄土高原上发迹的，一路上所向披靡，胜利来得出人意料的快。然而，进入北京后，这支叱咤风云的队伍，很快就腐化堕落了，他们不曾被拿枪的敌人所镇服，却被不拿枪的敌人所打倒。我们中国共产党也是从黄土高原上起家的，我们也要打到北京去，我们会不会重犯李自成的错误？毛泽东要求全党提高警惕，防止李自成等农民起义胜利就骄傲，骄傲就失败的教训。

二是与黄炎培开展“窑洞对”

1945年，年过70的民主人士黄炎培从国民党陪都重庆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参观考察后，风华正茂的毛泽东请黄炎培谈访问延安的观感。从心理学分析来看，毛泽东当年一定是踌蹰满志，胸有成竹的，他十分自信黄炎培一定会对延安大唱赞歌的。可贵的是，黄炎培没有停留在一般地对延安的赞美上，而是在肯定延安的纯朴，共产党员的励精图治的同时，谈出了他那千古名对。黄炎培说：我生60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够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为什么呢？他说：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个不卖力。也许那里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变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难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黄炎培接着又说：一部历史，‘正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跳出这个历史的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不禁为其气势所叹服，所幸自己对这个问题已经有所考虑，所以他从容应对：“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够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毛泽东的结论无疑是正确的。但是，黄炎培的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直到今天，历史的周期率仍然象“达摩克利斯剑”一样悬挂在执政党的头上。

（2）、西柏坡时期：

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是一篇永远彪炳史册的历史文献。中国共产党虽未曾在全国执政，但离胜利只有一步之遥了。所以毛泽东在报告中通篇讲的不是如何夺取全国胜利的问题，而是胜利以后怎么办的问题。毛泽东说：“我们很快就要在全国胜利了。……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力气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力气的事情。……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为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上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提出了“防止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和防止“个人崇拜”问题，提出了“两个务必”的思想，可谓是切中时弊。其实，对我们袭击的不止是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还有封建主义和其他主义的阴魂。

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还提出了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可以说是很有先见之明的。当年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问题还远未暴露，我们党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七届二中全会作出决议，不给领导人祝寿，不敬酒，少鼓掌，不以党和国家领导者的名字来命名城市、工厂、街道等。

综上所述，毛泽东在执政前提出的执政党建设思想，涉及到了党的建设的方方面面。这些思想对我们今天的执政党建设都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

第一，在党的思想建设上，毛泽东认为执政后党依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李自成农民起义的失败证明了没有先进理论作指导，革命就不能最终取得胜利。所以，毛泽东在延安时一再强调学习马列的重要性，通过延安整风开展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

第二，在党的政治建设上，毛泽东认为，要防止革命政权得而复失，最主要的是防止党内的腐化，所以必须加强党的民主化建设与人民的民主化建设。“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是一个有着丰富内涵的哲学命题。

第三，在党的组织建设上，毛泽东十分重视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和党员队伍建设，认为没有一支好的党员队伍与干部队伍，迟早是要变质的。李自成农民起义的教训也在于此。因此毛泽东提出了“德才兼备”的干部标准与“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

第四，在党的作风建设上，毛泽东提出要继承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与作风，特别重要的是保持与发扬艰苦奋斗与谦虚谨慎的作风。因为党执政以后，最大的危险性不会来自于别处，而只能是来自于党的腐化变质。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提出防止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的袭击很有现实意义。

2、建国以后毛泽东革命党建设思想的回归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成了全国的执政党。党的建设本来应该按照执政党的建设要求提出新的思路与办法。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毛泽东同志没有引起高度重视，仍然继续按革命党的办法来领导执政党建设，虽然也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也引发了一些问题。具体来说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建国初期的反腐败斗争

延安整风我们集中精力反对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三股不正之风。新中国成立后，党八股已经销声匿迹了，而“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却依然存在。另一方面，官僚主义则作为新的不正之风急剧抬头。因为这与执政、掌握权力有着不解之缘。所以毛泽东发动的建国后的第一次整风，即1951年的整党，主要整顿的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三种不正之风。这时尽管出现了官僚主义，但显然还不是主要矛盾，所以在排序上只是摆在了第三位。

但是，从1952年开始的党和国家机关内部的“三反”运动，实际上是我党第一次在执政后开展的反腐败斗争。虽然当时没有使用这个概念。“三反”的起因是经济困难，我们党号召开展的全国范围的增产节约运动。在开展增产节约运动中，发现了一些领导干部存在着严重的贪污、浪费现象，而在这两种现象背后的，又都程度不同的存在着官僚主义问题。所以，这次的反腐败是从“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入手的。运动的斗争范围主要在党政干部队伍中展开，有效地遏制了腐败的滋长。

（2）、1956年八大前后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

对执政党的建设进行思考的主要是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说的。当时主要从下面总结了苏联的斯大林错误的教训，给我党提供了许多反面教训。最主要的经验教训是党内民主、民主集中制建设和反对个人崇拜问题。应该说，当年提出反对个人崇拜是非常及时的，因为，我们党内从延安整风以后已经出现了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苗头了。只是由于毛泽东同志的谨慎，才没有酿成大错误。然而，党的八大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显然是不深刻的，好象讲的是别人的问题，自己是很好的。所以，八大之后，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不是步步深入，而是逐步否定。所以，比较七届二中全会，八大在这个方面是后退了，而不是进步了，尽管当时的条件是多么有利。

（3）、1957年的整党整风

主要内容是整顿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值得注意的是，建国以来的第二次全国整风，已经把官僚主义当成了最危险的敌人了，摆在了整顿“三风”的第一位。这充分反映了执政给党的建设带了的新问题。

这次整风我们抓的时机很好，找到了全世界共产党反思自己历史的机遇。毛泽东又提出了一套比较好的理论，这就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只要我们按照既定方针去做，整风的效果是会很好的。因为当时党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很高，威信很高，党群关系也很好。我们采取的“开门整风”的方式也是好的，方针政策订得委仔细，比如“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可以说当时是“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皆俱。可惜的是，这次整风却因毛泽东指导思想上出现了逆转而遭至失败。

（4）、文革时期的五十字建党纲领

毛泽东提出的五十字建党纲领，“党组织应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所组成，应能领导无产阶级及其人民群众对阶级敌人进行战斗的朝气蓬勃的先锋队组织”。这个时期的党建思想从积极作用来看，主要从反面总结了苏联的教训，提出了反对“和平演变”的问题，这对执政党建设而言是有预警作用的。

但是，这个建党思想包含的错误信息比正确的东西多得多。主要问题是把执政党建设单纯地看成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而忽视了最重要的经济建设工作。在这个错误思想的指导下，党的建设陷入了误区。

3、毛泽东执政党建设思想的不足

第一，在党的思想建设上，没有提出一套适应建设需要的新的理论，建国后毛泽东的理论著述既少又层次浅。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提出的“五十字建党纲领”，基本上还是阶级斗争的理论。而把党的中心工作与主要矛盾相混淆了。

第二，在党的政治建设上，没有继续推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无论是党内民主还是人民民主。“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是随心所欲。法制建设严重滞后。特别是由此开展的反腐败斗争，本来应该是走上法制化轨道的，但是毛泽东基本上套用了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形式来进行。比如说1957年的整风。

第三，在组织建设上，没有把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放在突出的位置上来进行，体制上的权力过分集中不但没有减少，而且在“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把一切权力都集中到党委，特别是党委第一书记的手中。组织建设上的第二个问题是没有建立起干部队伍的新老交替机制，形成了事实上的干部职务的终身制。组织建设上的第三个问题是在党员队伍建设中，过分强调了党员的阶级成分，没有扩大党的社会基础与群众基础。

第四，在党的作风建设上，把提倡艰苦奋斗与改善人民生活对立起来，提倡“穷光荣”、“穷革命”、“富则修”等，把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变成了整人的工具。特别是1957年的整风，采取了一种“诱敌深入”的“引人出洞”战略，把党内同志或知识分子当成了敌人来对付。而且还开创了说话不守信用的“食言而肥”之风。整风之初讲的“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免”言犹在耳，马上翻脸不认帐，祭起阶级斗争的大棒来对付持不同政见者。其实，1957年被打成右派的大多数并不是持不同政见者，而是党的真实同志。只是出于对党的忠诚，才说了几句真话而已。

（二）、新形势下怎样改善党的领导

第一，正确处理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的关系；

第二，改革完善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

第三，进一步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与水平；

第四，进一步提高党拒腐防变能力与抵御风险水平。

第二节、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一、保持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一）影响党群关系的障碍性因素

当前,在党与群众联系改善关系的过程中,出现了或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干扰性因素,妨害了党群关系的密切。

１.经济性障碍

在当前突出的人民内部矛盾中,经济问题是产生诸多社会矛盾的总根源。有些地方党群关系紧张,与经济发展滞后有直接关系。一方面,经济发展滞后制约了群众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的满足。这些地方改革步子不大,经济发展落后,群众跟党奋斗了几十年,山河依旧,贫困未除,生活过得仍旧比较艰难。群众要求改善生活的愿望日益紧迫。另一方面,经济发展滞后导致了群众利益受到了不应有的损失。一些地方由于落后,财政困难,无论是办事业,还是养人头,也无论是发展生产,还是改善生活,都遇到钱的问题。没有别的生财之道,只有向群众伸手,主要是乱收费、乱摊派、乱罚款增多,加重了群众的不合理负担,前沿论坛很容易引起群众的怨气。

２、体制性障碍

我们国家的体制,由于建国之初照搬照抄了苏联模式,更由于几千年的传统社会影响,虽然几经改革,迄今仍存在着“官本位”现象。所谓“官本位”,就是“以官为本”,一切为了做官,有了官位,就什么东西都有了。江泽民同志指出:“当前,‘官本位’意识的要害,就是对党和国家的事业不负责,对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不负责任,只对自己或亲属小团体负责。其危害极大。”“官本位”体制的最大问题是领导干部升降去留完全取决于“上面”,导致了干部“对上不对下负责”的通病,这也是一些干部把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演化为“密切联系领导”的庸俗作风的体制原因。这种“官本位”体制严重制约了党群关系的改善。此外,体制性障碍还表现在条块分割,机构庞大,冗员过多,人浮于事等方面。

３.政策性障碍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衷心支持和拥护,群众怕“政策多变”,希望政策稳定,反映了群众的心愿。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一些具体的政策还有不完善的地方。比如说,党的大政策“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完全正确,深得民心。那么应该让哪“一部分”人先富呢？党的政策是提倡:“勤劳致富”,“合法经营致富”。可实际上由于某些具体政策的不完善,有漏洞,给人钻了空子,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一夜之间成了暴富,社会分配不公导致了收入差距的不合理拉大,这就伤害了诚实劳动与合法经营者。政策性障碍还表现在有些政策只有原则性要求而无配套性措施,让人无法执行。比如,有些规定只有七不准、八不许的禁止性条款,而没解决问题的办法,结果往往使这些规定流于形式。

４.政治性障碍

当前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意见最大的恐怕是腐败现象的愈演愈烈。腐败是政治生活中的一个毒瘤,是离间党群关系的最大因素。腐败现象的存在与蔓延给党群关系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一方面党政机关的腐败行为直接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因为任何政治上的腐败都是把公共权力私有化的产物,都是谋私的,都是以损害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为代价的。另一方面,腐败现象的“久治不愈”也降低了党在群众心目中的崇高威望。腐败现象虽然发生在少数人身上,但却影响了整个党的形象。所以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强调:“我们一定要以党风廉政建设的实际成果取信于人民群众。”

５.思想作风性障碍

在同样的大环境下,为什么有的党员干部群众关系好而有些却很糟呢？根子还在自己的素质上。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强迫命令,这三种不正之风是目前党员干部队伍中存在的妨碍密切联系群众的主要思想作风性障碍。

第一,官僚主义思想。毛泽东历来痛恨官僚主义,他曾用“霸王别姬”的典故来说明搞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危险性。那么,官僚主义是如何离间党群关系的呢？江泽民说:“官僚主义作风,要害是脱离群众,做官当老爷。”官僚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作风,表现为对待事业无所用心,“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对待工作敷衍塞责,遇到责任互相推诿,办起事来墨守成规;对待群众的疾苦麻木不仁,无动于衷。

第二,形式主义作风。形式主义是一种片面追求形式而忽视内容的形而上学的观点、方法和作风。表现为指导思想上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说话、办事只讲形式,不求实效。因此,考虑问题不是从客观存在着的事实出发,而是照搬本本上的原则或上级的决定,上级发文我发文,上级开会我开会,至于本地到底存在着哪些问题,怎样正确解决问题,形式主义者没有也不想有自己的思路,群众形容这种做法是“轰轰烈烈地搞形式主义,扎扎实实地做表面文章”。表现在工作作风上是虚报浮夸。形式主义因为只重形式不求实效,工作作风上往往是虚多实少,无论是下基层搞调研,还是向上汇报工作,不是走马观花图虚名,就是虚报浮夸邀功名,以骗取上级领导的信任、荣誉和奖励。表现在工作方法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制定计划时贪多图快,贪大求高;落实计划时有号召无布置,有布置无检查,有检查无结果,有结果无赏罚。结果常常是干打雷不下雨,或者是虎头蛇尾,不了了之。形式主义的最大祸害直接地是劳民伤财,扼杀人才;间接的危害是伤风败俗,损害党的崇高威信。

第三,强迫命令的作风。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的传统政治优势。我们党历来认为,对于人民内部矛盾,要用和风细雨的方法去解决,做好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可是近年来,有一部分领导干部,忘记党的光荣传统和中央的精神,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作风粗暴,态度蛮横,“通不通,三分钟,不通来阵龙卷风”,严重地激化了矛盾,人为地造成了社会关系的紧张。

（二）、改善党群关系的着力点

新时期要恢复老传统,有很多工作要做,比如通过发展经济善人民生活来密切党群关系;通过改革政治体制来剔除“官本”,摆正“主人”与“公仆”的角色定位来密切党群关系;通过制与完善政策来改善党群关系;通过加大反腐败斗争的力度,改党风政风与社会风气来改善党群关系等。但是,提高党员干队伍的主体素质无疑是治本之策。因为在党群关系这一对矛之中,矛盾的主要方面无疑在党员干部身上。提高我们的素,尤其是思想政治素质是密切党群关系的关键之所在。

１.思想上要充分相信群众

第一,相信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第二,相信人民群众能够自己解放自己,党不过是群众的“领路人”,党所做的一切,都是使人民群众认清自己的利益,团结起来自己解放自己。所以党的干部一定要克服“救世主”思想,恩赐观念;第三,相信群众中蕴藏着无穷的智慧和创造力,所以要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去集中群众的智慧。第四,相信我们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而不是上级“恩赐”的,更不是自己凭本事“挣”来的。“恩赐”观必然导致对上不对下负责的“唯上”作风;“挣来”观必然导致以权谋私的交易行为。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说:“我们手中的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各级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必须受到人民和法律的监督。”当前,有少数干部不大相信群众,过分相信自己,过分相信身边小圈子里的亲信,过分相信少数“能人”、“大款”,结果由疏远群众导致脱离群众,教训不可谓不深刻。只有相信群众,才会自觉地去联系群众。

２.行动上要一切为了群众

我们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反映在群众路线中就是“一切为了群众”,只有我们在行动上真正做到了“一切为了群众”,才能让人民群众相信我们党,信任我们党,而这正是密切联系群众的必备条件。由此可见,人民群众支持拥护我们党并不是无条件的,而是有条件的。如果我们不为人民谋利益,人民也就有权不拥护我们。当前我们实践党的宗旨,根本一条就是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制定、贯彻、执行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如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所指出的:“只有把关心群众、服务群众的工作切实做好了,我们才能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能无往而不胜。”

３.工作中要“一切依靠群众”

新时期要做到“一切依靠群众”,必须着重抓好三方面的工作。第一,在决策中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一是在决策前要广泛深入群众调查研究,认真了解民情,广泛征求群众的意见和建议,问政于民;二是在决策中要严格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把科学决策建立在民主决策基础之上。三是在决策后要密切关注来自方方面面的信息反馈,及时对决策作出必要的修正与完善。第二,在用人中要体现群众公认原则。一是选拔人才的眼光要更多地放到基层,在群众中培养、选拔人才,防止“在少数人中选人”的“小圈子”现象,避免人才成长中的“近亲繁殖”;二是使用人才要尊重民意,无论是民意测验,还是“任前公示”,都必须公开、公平、公正地进行,防止“暗箱操作”和“边腐边升”;三是各级干部都要自觉的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此外,在用人问题上,还要尽可能地扩大民主选举的领域和范围,这是防止某些领导干部“对上不对下负责”弊病的有效措施。第三,管理中要善于发挥群众的作用。领导工作除了决策和用人外,大量的是日常管理工作。在管理中我们也要充分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这既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也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减少党和政府管理在农村是村务成本的支出。一是要实现政务公开,提高工作的透明度,吸收广大群众直接或间接地参与政策与规章制度的制定。实践证明,由群众亲自参与制定的东西群众才会自觉的遵守,有效地监督,比上面强加给他们的条条框框有效的多。二是通过人民代表发挥参政议政作用,党和政府以及各级组织都要充分尊重人民代表的民主权利;三是发挥群众自治组织的作用。

４.方法上要广泛深入群众

怎样才能广泛地深入群众？走马观花式地“视察”不行;蜻蜓点水式地“调研”也不行,必须身入群众生活圈,心入群众内心深处才行。到群众中去主要有以下几件工作要做。第一,去同人民群众同甘苦,过过群众的生活,体验群众的疾苦,不当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者。第二,去倾听群众的意见和呼声,了解群众的愿望和要求,把握群众的情绪和脉搏,及时向党组织反馈信息,作为组织决策的依据。第三,去向人民群众学习,去集中群众的智慧和力量。第四,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贯彻到群众中去。政策只有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才能发挥无穷的威力。第五,去做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帮助教育启发引导群众前进。因为群众也是分层次的,有先进与落后之分,群众的意见也有是非之别,群众的情绪也有积极与消极的不同。当我们遇到落后的群众,不正确的意见,消极的情绪时,共产党员和党的干部不能听之任之,无动于衷,盲目迁就,而要做好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启发引导群众前进、做好理顺情绪、化解矛盾、凝聚人心的工作。第六,去给群众办实事,办好事,既要尽力而为,即竭尽我们党员干部的主观努力,也要量力而行,根据我们的人力、物力、财力的可能性来办事防止把实事办虚,好事办歪。事防止把实事办虚,好事办歪。

５.情感上要一心想着群众

第一,密切联系群众不是象征性地与群众走走亲戚,而要在感情上与群众打成一片,眼睛看着群众,耳朵听着群众,脑子想着群众,心中装着群众。如果我们官架子十足,官腔十足,让群众对我们望而生畏,敬而远之,我们就根本无法去密切联系群众。第二,要诚恳待人,平等待人,热情待人,把人民群众真正当成自己的“衣食父母”,想群众之所虑,急群众之所难,谋群众之所求,扎扎实实地解决好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全局和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的各种紧迫问题,以改进工作作风的实际行动取信于民。第三,要在利益矛盾面前先人后己,先公后私,必要时克己奉公,舍己为人。千万不能损公肥私,损人利己。

二、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1、非常重视绝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思想，其中第三个代表就是“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人民利益”在这里有三层含义：一是从数量上讲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指社会各级层的人民群众，不是个别阶层的少数人；二是从时间上讲是“长远利益”，不单是眼前利益或暂时利益；三是从性质上讲是“根本利益”，不是蝇头小利或小恩小惠。 因为现在是利益多元化时代，各阶层的人民在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也存在着各自不同的局部利益。在处理利益矛盾时，仍然要按照毛泽东提出的“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既不能只顾多数利益不顾少数利益，更不能只顾少数不顾多数。当少数人的利益与多数人的利益发生矛盾时，党只能而且应该“少数服从多数”，以大多数人的利益为重。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无产阶级革命与以往革命不同之处仅仅在于，其他革命是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的革命，而无产阶级革命则是消灭一切剥削制度的革命。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 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说，最大多数人的利益是最要紧和最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因为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意味着人心的向背，决定着政权的存亡。中国自古以来流传着“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古训。要得民心就要为大多数人的利益服务。

 2、高度警惕形成“特权阶层”和“既得利益”

 党章说，中国共产党除了最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人民的利益就是党的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我们党之所以能够赢得人民拥护的根本秘诀。有人问，党员要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党员又要代表党的利益，那么，一旦党的利益与人民群众的利益发生矛盾了，党员应该服从党的利益还是人民群众的利益。这个问题乍听起来似乎是个两难选择。实际上这是一个并不存在的问题。因为根本不存在着一个脱离人民群众利益的所谓的“党的利益”。退一步说，万一有一天真的出现了一个与人民群众利益不同的“党的利益”，即“既得利益”，那就只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这个党已经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共产党了，充其量是个假冒的共产党，或者是一个蜕化变质的共产党。

 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说，绝不能在共产党内形成既得利益集团。

 在前苏联，因为从斯大林时代起就开始形成了与人民群众利益对立的特权阶层和他们的既得利益集团，最终导致了党和国家改变变颜色。一旦敌对势力进攻，人民群众就不会起来支持共产党。苏联共产党垮台与政权交接之所以如此顺利，“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苏联和平演变前夕，有关部门所做的民意测验中，认为苏共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只占7%；认为苏共代表工人阶级的只占4%；认为苏共代表共产党的只占11%；而认为苏共代表特权阶层利益的占85%。说明苏共已经完全蜕化变质。所以江泽民说，“历史和现实都说明，一个政党也好，一个政权也好，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必然垮台”。

 那么，在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如何防止出现特权阶层与既得利益集团呢？

 首先，我们在制定法律法规和路线方针政策时，就必须“一切为了群众”，就要考虑到有人会钻法律与政策的空子，尽可能使法律和政策完善。所以毛泽东同志说：“政策与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比如，我们的政策要体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而不能通过制定政策“与民争利”。 比如，行业不正之风，“三乱”问题的出现与屡禁不止，不正是“与民争利”的具体体现吗？为此，在制定法律或政策时，有必要采用听证会的形式，进行可行性论证。得到多数群众拥护的法律与政策才能出台。

其次，我们在贯彻决策时，要严格执行国家的法律法令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决不能有任何的偏离。要防止好政策被人利用，被人误用，被人冒用，被人滥用，被人盗用。防止政策的缺损、扭曲、变形和“白条”。因为能在政策上做文章的一般都是有头有脸的人，决非一般的老百姓。我们提倡要创造性地，因地制宜地贯彻执行上级的指示，那是为了更好地贯彻，而决不允许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因为那是为了对抗上级的指示与决定。比如，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指的是让那些诚实劳动与合法经营者先富起来，并不是让特权阶层利用职权谋求不正当利益先富起来。共产党的行为准则是“吃苦在先，享受在后”。共产党人提倡艰苦奋斗是为了让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而不是让人民群众艰苦奋斗自己享受清福。

 再次，要加强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失去监督的权力就是特权，必然导致腐败，这是千古不易的真理。不论这种权力掌握在哪个阶级或哪个人手里，结果都是一样。我们要让权力在“阳光”下行使，不在“暗箱”中操作。因此，一方面要降低权力的“含金量”，不让当官成为一本万利的“买卖”。为此，就必须分解目前仍然过于集中的行政和司法权力，特别是所谓的“一把手”的权力。把一部分权力还给企业，把一部分权力还给社会，把一部分权力还给市场。更重要的是，在班子内部实现权力的细分和集体领导制度；另一方面，是实现权利分家，把权力与利益分开，“栽判员”就没有也不应该再有比赛中“得分”的机会，否则就是比赛不公。再一方面是淡化人的“官念”，消除“官本位”意识。权力更多的意味着责任，掌权者对于权力的行使必须“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如果把行使权力当成是一种享受，十有八九是权力被滥用了。

3、十分关注弱势群体的切身利益

所谓弱势群体，是相对于强势群体或特权阶层而言的。他们一没有权，二没有钱，三没有社会地位，四没有特殊的社会关系。在现实生活中，特别是在利益矛盾和纠纷中容易受到伤害。在一个法制完备的社会中，弱势群体的保护由相应的司法部门负责料理。在一个法制不完备的社会中，他们的利益常常受到无端的侵犯。

第三节、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一、党的建设是一项伟大工程

把我党建设成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例、领导全国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强的领导核心。

毛泽东曾把党的建设称之为一项“伟大的工程”，邓小平则把新时期党的建设称之为“新的伟大工程”。这项“系统工程”由五大“子工程”组成，即党的政治建设、党的思想建设、党的组织建设、党的作风建设、党的制度建设等。搞好这项伟大的“工程”，有两大技术难题，这就是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再次重申了我党新世纪面临的两大历史性课题：如何尽快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如何尽快提高我党拒腐防变的能力和抵御风险的水平。这两大技术难题也可以说是“勤政与廉政”，“干事与干净”、“能办事与不出事”的问题。因为是历史性课题，所以解决起来决非易事。苏联共产党的垮台说到底是因为这两方面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好造成的。说它执政能力与领导水平不高，是因为长期以来没有把苏联的国民经济搞上去，人民生活水平长期处在低水平状态，在与美国的军备竞赛中被拖垮了；说它拒腐防变能力不高，是因为执政党长期以来脱离群众，高高在上，人民民主形同虚设，各级官员腐败成风，最后在敌对势力进攻面前几乎是不堪一击。前车之覆，后车之鉴。中国共产党要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必须尽可能快地提高这两大能力与水平。

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1、提高执政能力的必要性

为什么当前突出强调提高执政水平与领导能力问题？当然不是说我党目前的领导水平与执政能力很差，如果这种说法成立，就很难解释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人民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因此，提高能力水平只是相对于新形势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愿望而言的。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时代的要求，人民的要求。”因为“这是关系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命运、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课题。”具体来说，当前提出这个问题的背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因为我们现在面对的国际局势更加复杂化了。过去我们面对的世界是两极对抗，“冷战”方酣，所以毛泽东提出了“一边倒”政策，确实是别无选择的选择；执政中期，由于美苏对抗，争夺世界霸权，我们面对的是“三个世界”，所以毛泽东提出了建立国际反霸统一战线，并以苏联为头号敌人，敌我界限很分明。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党拥有的战争经验和阶级斗争常识尚可应付。我们的思维方式是“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现在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两极对抗消失，“三个世界”瓦解，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如今是政治多极（多元）化，经济全球（一体）化，社会信息（网络）化，这些都是前所未有的新形势，敌我的界限已经十分模糊，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已经过时，老经验已经远远不够用了，这对我们党科学判断国际形势的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二是因为我们所处的国内环境也起了重大而深刻的变化。过去执政初期，我们所处的国内环境比较单一，所有制是单一的公有制，经济是单一的计划经济，社会组织是单一的行政组织，思想是单一的政治挂帅，就连老百姓的服饰都是几近单一的色彩。在单一化的社会环境中执政相对比较容易，执政党能够较好地收到“一呼百应”的效果。现在的社会则出现了五个多样化：经济成分多样化，利益格局多样化，分配方式多样化，就业方式多样化，社会组织多样化，层次感比过去强多了。过去的干部是“党叫干啥就干啥”，现在是多向选择，尊重人的自主权。这对我们党的执政方式与领导方式提出了新的要求。

三是因为我们所从事的事业更艰巨了。过去打仗，搞社会主义改造固然也是千难万险，但是今天我们从事的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在资本主义包围圈内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显然难度更大，前无古人。与外国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过去是“独有英雄驱虎豹”，把资本主义势力赶出中国去；今天的中国是空前的对外开放，要加强与世界各国的经济贸易往来，要吸引外资，要把中国的产品出口到世界各地去，要学习世界一切国家与民族的长处，吸收一切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一句话，这不得不把西方资本主义请回来，所以共产党的干部要学会“与狼共舞”，这对我们党的领导艺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四是因为我们的执政方式也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过去是“以党治国”、“政策治国”、“运动治国”，这是传统的治国理念，是党还不成熟的表现。现在则要求“依法治国”，而现实的问题是“旧中国留给我们封建专制的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的传统很少”，所以一些干部喊出了“过去无法我有法，现在有法我无法”的感叹。这对我们党的依法执政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

五是因为我们的领导客体——人民的素质在迅速提高。过去执政初期，我国人民的整体科学文化与参政议政能力、素质都比较低，领导干部只要初通文墨就可以应付了，再加上那时的通讯事业不发达，政策透明度不高，领导干部只要准确地传达上级指示精神就可以开展领导工作了。现在不同了，人民群众的素质在日益提高，通讯事业又极为发达，政策透明度越来越高，如果领导干部不尽快提高自己的素质、能力、水平，领导起来难度就可想而知了。这对我们党的的群众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六是因为领导的主体——党的自身也在发生着变化。从职能上讲，由过去的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从组织上讲，由阶级党转变为信仰党。从行为规范上讲，由专政工具的党转变为法治党。从而实现了“传统党”向“现代党”的转轨。这对我们党的执政理念提出了新的要求。

2、提高执政能力的主要内容

提高哪些方面的执政能力？执政能力是多方面的。当前突出要提高哪些方面的能力，必须根据我党的实际情况来确定，必须根据形势的发展需要来确定。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

我们党对战争，对革命，对阶级斗争的规律掌握得比较清楚，驾驭起来得心应手，对于搞经济就有些陌生，特别是搞市场经济，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规律性了解不多，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逐渐与市场打交道，有了不少感性认识，现在急需要把它提升到理性层面去认识。我们过去从来没有搞过市场经济，世界各国也从来没有搞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果说市场经济是一匹烈马，我们怎样才能驾驭它？关键是认识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性，坚持按照客观规律和科学规律办事。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完善党领导经济工作的体制机制和方式”。不论世界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我们都必须把注意力放到办好我们自己的事情上，要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但是，讲到发展，过去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对它的理解有点偏面化，新一届中央领导提出树立“新的科学发展观”的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发展，必须是全面、协调与可持续的发展，而不仅仅是经济增长，更不是单纯地GDP增长。

第二、不断提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

党的十五大第一次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方略。因为现在要建设法治国家、法治社会，不懂法、不知法、执政资源就会浪费，执政合法性就成问题。依法治国是执政党成熟的象征，也是执政党提高水平的必由之路。十六大说，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的有机统一”。这三者从本质上看是一致的，但在现实生活中也会出现矛盾，有了矛盾怎么办？第一位的必须是支持人民当家作主，第二位的应该是依法办事，第三位的才是党的领导。因为党的领导是为了支持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而不是去干扰阻碍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体现是推进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与制约。

第三、不断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

文化力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提高建设先进文化的能力，就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人类最优秀的思想文化成果，是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同时还是抵制不良思想文化侵蚀的强大思想武器。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除了要不断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研究和建设外，还必须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牢牢把握舆论导向，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在先进文化的发展中，必须优先发展教育和科学事业，这是建设先进文化的基础。

第四、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

因为我们的社会日益复杂化，人民之间各群体间的利益矛盾日益多样化。一是矛盾涉及的范围更加扩大，二是矛盾触及的层次更加加深，三是涉及的对象更具群体性，四是矛盾呈现的状态更加复杂化，五是矛盾呈现的方式更加尖锐化。总要有一种力量居中调停，党就是这种力量。党要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又不能忽视局部地区、特殊群体的特殊利益。人民群众的利益主要体现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所以必须立足大局，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坚持最广泛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增强社会的创造活力，妥善协调各方面的利益关系，推进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加强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维护社会稳定。”

第五、不断提高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

因为我们面对的客观世界是复杂多变的，不可预测的因素、变数很大。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掌握处理国际事务的主动权，增强同国际社会交往的本领，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审时度势是领导工作的第一要务。因为现在一方面形势复杂，异彩分呈；另一方面，形势多变，变幻莫测，所以必须提高这方面的能力。审时度势又是搞好科学决策的前提条件。

要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必须重视理论思维与战略思维。

三、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

贯彻“三个代表”要求，关键在于与时俱进，核心在于坚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于坚持执政为民。

什么是党的先进性？党的十六大指出，党的先进性是具体的、历史的。所谓具体的，是指党的先进性要放在推动当代中国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中去考察，放到维护和实现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奋斗中去考察，归根到底要看党在推动历史前进中的作用；所谓历史的，就是说党的先进性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表现，体现在能够及时适应不同时代的要求，解决时代课题，肩负起历史的使命，始终走在时代前例。

革命战争年代，时代的主题是推翻三座大山，共产党人的先进性主要体现在“冲锋在前，退却在后”；某地发生了一场洪水，村党支部书记急忙组织全村群众撤退，在一座唯一通往高地的小桥边，书记指挥全村人排队过桥，并且规定共产党员排到队伍的最后头。这时，有人咕嘟了一句“共产党员也是人”。书记听后说：“那我开除你的党籍，你就可以先走”。没有人说话了。队伍井然有序地往高地撤。突然，老书记一把拉出一位小青年，“你给我排到队伍最后面去，你还是个党员不是”。小青年只好悻悻地排到了队伍的最后面。就在最后要撤的时候，洪水到了，把一老一少都有冲走了。三天后，来了一个老太太，他来此地祭奠两个人，一个是他的丈夫，一个是她的儿子。

和平建设年代，时代的主题是恢复与发展国民经济，共产党人的先锋模范作用主要体现在“吃苦在前，享受在后”；

改革开放年代，时代的主题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共产党人的先进性除了“冲锋在前，退却在后”与“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外，更主要的应该体现在“奉献在前，名利在后”。

【P382】

1、必须准确把握时代脉博，保证党始终与时代发展同步伐。（走在时代前列，体现时代性）

2、必须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全部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保证党始终与人民群众共命运。（走在群众队伍的前列，体现群众性。）

3、必须使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不断与时俱进，保证党的全部工作始终符合实际和社会发展规律。（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体现规律性。）

4、必须围绕党的中心任务来进行，保证党始终引领中国社会发展进步。（党引领社会发展，体现纲领性）

5、必须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保证党始终具有蓬勃生机与活力。（党及时清除体内拉圾，体现免疫性）